您好,欢迎访问上海农场知青网 用户注册 用户登录

彩虹天地

当前位置:上海农场知青网 -> 彩虹天地 -> 正文

北京大院里的政治江湖

日期:2021-01-27 16:13:21 点击数:301 来源:五四论坛 作者:选送:沈荣庆


北京大院里的政治江湖


作者:叶维丽  来源:老衲读史2   选送:沈荣庆



节选自《动荡的青春——红色大院的女儿们》,作者叶维丽、马笑冬,新华出版社2008年出版。



  现在人们一说起北京的地方文化就是胡同,怀旧怀的也是胡同。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就叫《胡同深处是我家》。其实1949年以后“机关大院”也是北京生活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。相对而言,大院对人们还比较神秘。从一个不起眼的旁门进去,往往会发现里面住着成百上千的人。关起门来,自成一体,俨然是一个自行运转的小社会。当年市场经济不发达,物资相对匮乏,一个大院麻雀虽小,往往五脏俱全,具备各种生活服务设施。



大院遍布北京城里城外,涉及的机关,党政军学各方面都有。里面的居民,大抵是“国家干部”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,口音南腔北调。从言谈举止到日常生活习惯,都与胡同里的“老北京”大相径庭。今天,大院的形式虽然依然存在,但那种相对封闭、“共同生活”式的(communal)生活形态已经基本消失。
“大院”作为一种“生活方式”,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并不多。我们的童年、少年,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。今天想起来,还有不少令人回味的东西。记下来,权当是保留一点日常生活史。


新华社大院一角


新华社大院



  叶:我从小在新华社大院长大,是大院的孩子。说起北京,很少有人注意“大院”和“大院文化”。王朔出名后,很多人说他是北京痞子。其实王朔早期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大院。一直到姜文拍的王朔写他少年生活的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出来后,刘心武才恍然大悟地说:“噢,他们是大院的孩子!”可见连可以称做“北京通”的作家也曾忽略了大院这一块。


  马: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大院?


  叶:因为我熟悉这个环境。我想机关大院这个现象是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才出现的。以前的官员,不管是北洋政府的还是国民党政府的,都租民房,融合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,不像后来的干部,进城以后,动辄上千人生活在一起,占地筑墙,建院盖楼,自成一个小社会。这可能和战争期间共产党在延安的生活方式有关系,也和“单位”的形成有关系。真正的高级干部是不住大院的,他们住胡同里的独门独院。大院里住的是中下层干部。



北京是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中心,大院最集中。我觉得大院和大院的生活形态,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,本身有生活史的价值。还有,就是近来越来越觉得,要研究“文革”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绝不应该忽略大院,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。 



  有大院就有“大院文化”,而每个大院的文化又有自己的特点。新华社是个有意思的机关。它首先是一个文职机关,文职和军队不一样,王朔写的是军队大院。新华社是新闻机构,党政军民学,东西南北中,国内国外,什么都涉猎。不像铁道部、外交部什么的,比较单一。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,各方面的信息东听一耳朵,西听一耳朵,耳濡目染,什么都知道一点儿。 




  新华社大院在宣武门附近,占地大约有70来亩。在这个院子里,几个时代的历史重叠在一起,对我们学历史的来说,不能不生出些感慨。清朝时这儿是皇家象房,饲养大象的,附近有条街叫象来街。民国后,这里成了国会,是中国议会政治的中心。院子里有座国会礼堂,算是当时的“人民大会堂”。



我翻唐德刚的《袁氏当国》,看到1913年袁世凯与国会议员们在这个礼堂前照的相,礼堂正面高处的墙上有“众议院”三个大字,现在那儿是个大红五角星。礼堂后面的小楼是总统休息楼,一座西式小楼,叫圆楼,不知袁世凯是否用过,现在那儿是老干部活动中心。
东边还有两座二层的小楼,典型的民初建筑,是议员们下榻之处,一座叫仁义楼,一座叫礼智楼。小的时候我胡乱把礼智楼叫成“李子楼”,我刚出生时我们家就住在那儿。现在那两座楼都很陈旧了,我很庆幸它们还没被拆掉。


新华社南面的大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叫“国会街”,旁边有个小胡同叫“众议院夹道”。现在这两个地名都不存在了。唯一一个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痕迹的地名,是新华社北面很不起眼的“参政胡同”,好歹算是给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留下了一点儿纪念。 



  到了20世纪30年代,这个大院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。法商学院在学术上不算好,但思想上左倾,有李达、许德珩等一批左倾教授。我父亲抗战前就在这儿念大学。现在院子里还有几座法商学院时代的建筑,包括一个图书馆,匾额上的字是民国名书法家沈尹默题的。我母亲当时在北平女二中上学,学校离法商学院不远(后来女二中搬家了)。我爸爸和我妈妈最初认识,就是因为他们的大学和中学属于同一个“民先”分队,常在一起活动。所以我们家和这一带的渊源很深。 编注:叶维丽父亲方实,原名叶笃成,曾任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、《炎黄春秋》副社长;母亲亦为“三八式”干部。




  1949年共产党进城,这个院子就成了新华社所在地。我最近看了一个“老新华社“的回忆,他参与了1949年8月在北京城为新华社“号房子”的工作。当时有三个选择,除了国会街这个大院,还有一处在平安里的王府和一处在张自忠路的院落。他说当时“国会大院”的主要建筑都有走廊相连,跟中山公园的走廊一模一样,全院“花木葱茏”,西北处还有一棵北京稀有的菩提树。据说院子里那时还住着一些北京大学的教授。当年共产党各个单位在北京选址“接收”的过程,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论文题目。 




  我小时候新华社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不设岗,没像现在这么戒备森严,整个院子就是我们小孩活动的空间。那时还有大片空地,不像现在密密麻麻盖满了楼房。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是“找箭头”,两伙小孩,一伙在前面画箭头,另一伙在后面找,就这样把新华社院里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搜索遍了。不少地方是“无人区”,一个人去会害怕。那时候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有一片松树林,林中有一些石桌子石凳子,院里的树木招来很多鸟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乌鸦,秋天的黄昏里乌鸦的噪呱声是我最熟悉的鸟叫,已经久违了。 




  最近这些年我每次探亲回到这个大院,都觉得像是回到一个大村子。好多人我从小就认得,现在都老了。当年年轻漂亮的阿姨现在变成了老太婆,大家就这样在一起住了一辈子,当然不是住在原来的楼房里,而是搬进了新楼,但没离开这个院子。



叶维丽(中)与吴思等送别何方先生


  马:和过去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?


  叶:有挺大的变化。小时候这个院子里的生活有一种“共同生活”的味道,现在这个味道淡多了。那时候新华社院子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,有食堂、合作社(商店)、银行、医务所、邮局、澡堂子、理发馆、裁缝铺,不出门,什么事都办了。


最能反映1950年代生活形态的,是两座1954年建的四层宿舍楼,楼顶是藏青色琉璃瓦的,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那种“穿西装戴瓜皮帽”的大屋顶。每层楼有六七个单元,中间有个宽大的走廊。每个单元自家有厕所,大家共用一个大厨房。厨房是公共空间,邻居们可以在一起聊天、交流信息。


后来我去过地安门附近一个军队大院,那儿的楼房设计得跟我们的非常相像,顶上也有一个大屋顶,只是每层楼的走廊更长,住户更多。我想这是1950年代中期宿舍建筑设计的一种式样,高级一点儿的加个大屋顶,简易一点儿的就是“筒子楼”,比起后来的“单元房”少了很多“隐私”。
1960年代新华社在黄亭子建了一批宿舍楼,格局就不一样了,关起门来可以老死不相往来。这两座1950年代的宿舍楼最近都被拆掉了。这些年来北京不仅拆掉了很多老胡同,也拆了大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房屋,代表那个时代的建筑被抹得差不多了。 



  对当年的生活形态,大人们怎么看我不知道。现在回过头去想,1950年代政治运动那么频繁,大人们开完了批判会回家,未必愿意和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可是对孩子们来说,“筒子楼”式的格局非常便于我们在一起玩,邻居家推门就进,东家西家楼上楼下地串,一到吃饭时间,满院子都是喊孩子的叫声。

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华社的孩子,特别是男孩子,都是成帮结伙的,在院子里常常看到他们呼啸而过,打打杀杀,有玩不完的游戏。在长大的过程中还是有同龄人的群体好。共同成长的经历给了我们认同感,当年的“新华社小孩”,如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,每逢春节还要聚会,彼此见面都很亲切。这种认同感能持续这么久,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,一个四合院里长大的不一定能这样。 



  新华社大院给我印象最深的,一个是大礼堂,一个是图书馆。礼堂就是民初的那个国会礼堂,每周都在礼堂放电影,中国的外国的都有,都是免费的。有时放内部片,不让小孩进,我们就在门外捣乱,往往闹着闹着就让进去了。有一些特殊的演出我们看不到,比如有一次梅兰芳来演“穆桂英挂帅”,那天要混进去就太难了。候宝林不止一次来说过相声。在一定意义上,这个礼堂是我的美育大课堂,潜移默化中我受到了熏陶。“文革”前大部分的电影和演出我都是在这儿看的。每次电影散场时都放广东音乐“步步高”,到今天我一听见“步步高”就觉得亲切。 




  还有一个地方也让我念念不忘,就是图书馆。图书馆是开放的,里面有书报杂志,包括东欧的。那时小孩没现在这么多,下学后不少孩子喜欢在图书馆写作业,写完作业就浏览书报杂志,还可以拿家长的借书卡借书。我记得当时爱看苏联的一份讽刺幽默画报。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在新华社图书馆借的,是讲农业合作化的,作者叫李满天。我当时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,很得意自己能看大部头的书了。



还记得看过一本书,是1956年短篇小说选,其中很多作者大概到1957年都成了右派,里面有一篇陆文夫写苏州的,好像叫《小巷深处》。当时太小,不明白文字背后的政治背景,但感到那些文章风格生动活泼,有的语气还挺尖锐,给我留下了印象。我父母对我看什么书从不干涉,开卷有益,这点对我的成长很重要。 



  比起当年其他一些单位,新华社是比较开放的。在新华社主要的办公楼上,一直挂着一条大标语:“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世界性通讯社而奋斗。”现在说把北大、清华办成世界一流,当年的那条标语可是老前辈了。在这个环境里,如果你留心,是能得到一些外面得不到的信息的。


图片



1960年代有一次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参加完在日内瓦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,回来后在礼堂作报告,我也溜进去听,没人管。报告的内容不重要,重要的是知道有个地方叫日内瓦,无形中你的世界就变大了。
再比如,驻外分社的人回国来,在衣着举止上,也能带回外部世界的信息。我总记得一对从欧洲回来的风度翩翩的夫妇,在社里举办的舞会上,就属他俩的舞姿引人注目。在新华社大院里,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派头西化的人。后来我知道他们大多从事外文翻译,很可能是老燕京或者圣约翰的学生。
在一个以“土八路”为荣的时代,这些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毕竟在新华社还有一处生存的空间,虽然他们的心情未必舒畅,他们的才华未必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新华社的各级领导,很多是像我父母一样在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知识青年、“三八式”干部。这里确实是各类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。


2018年9月,部分北京知青重返山西山阴县。

左起:吴海岗、成燕、叶维丽、于羚、郭莲莲、张浩云、张烨、柏微坪


商业部宿舍大院



  马:我没有你对大院那么有意识,但你这么一说,我也算是在大院里长大的。我们家住在商业部宿舍大院。和新华社大院不一样,我们那个大院就是宿舍,商业部机关在别的地方。院里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服务设施,商店理发馆什么的,要买东西办事都得出院子。 



  和你们大院差不多,我们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在一起玩。我很喜欢到一个女孩子家,因为她姐姐是海政文工团的演员,长得和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别提多像了。我去她家就是为了看她姐姐,我就是爱看长得好看的人。还有一个女孩子,她一搬进大院我就注意到了她。她长得和别人不一样,粗粗的辫子,黑黑的眉毛,大眼睛,非常漂亮。我背地里称她是“吉卜赛女郎”。她后来成了我的嫂子。 




  大院里有点儿什么事儿能传得人人都知道。我们家住在北楼一单元,二单元有个老红军,和我父亲很熟。他们家几个孩子都不错,就是最小的女儿,长得比较漂亮,打扮的也和别人不一样,后来她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进了教养所。出来后谁也惹不起,她经常和父母大吵大闹,也不和他们同住,就住在我家窗户对面的一间小平房里。她那间小屋让我觉得很神秘,窗帘和门都关得严严的,偶尔见她从里面出来,对谁也不理睬。



还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人,因为特别爱打扮,总是被人议论来议论去。她一出来,就有人说:“快看快看,就是她。看她那副德行!”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在大院人的监督之下,这算是大院文化的一种现象吧。



马笑冬与父母、哥哥全家福。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,母亲曾任北京女十中书记


  叶:胡同里也一样吧。


  马:我不清楚大院里都住着什么样的干部,也没有兴趣去打听。后来我知道我们楼上住着一个副部长,还有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。那个老红军已退休在家。他每个星期都拿着一块布把一层到四层的楼梯扶手擦一遍。我见过他擦,走得很慢,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再上去。我问爸爸那老头儿是谁,才知道是个老资格的干部,义务为大家服务。 



  我们大院知名度最高的是传达室李大爷。他最大特征是他那副好嗓子。那时大院里有电话的人家不多,多数人打电话、接电话都要到传达室去。我们院有四栋楼,每栋楼三个单元,每个单元16户,加起来就是192户。李大爷对每一家都了如指掌,需要叫人听电话时,他就会走到院子的某一个合适的地点拉开嗓子喊:某楼某单元某号某人接电话。他的声音洪厚,每个字都拉着长音,响彻整个大院。我在那儿生活了近20年,对这声音太熟悉了,经常充耳不闻。李大爷过世后,我们都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。他的声音成了我们大院文化的一部分。



  叶:在新华社传达室工作的是机关保卫科人员,没有像李大爷那样一个人,少了许多人情味儿。


  马:李大爷过去一直单身,到了60来岁才娶上媳妇。全院儿的人都为他高兴,好多人送了礼,我们家当然也送了。成家后,李大爷过去的工资就不够用了。于是院里有人提议,各家在交每月的清洁费时多交一两毛钱就够李大娘的了。这个动议被一致通过。 



  李大爷和我们家比别人家走动更多一些。我们住在一层,窗户斜对面就是李大爷的两间小平房。出大院的门一定要经过他家,我光打招呼都不知打了几千遍了。后来我们家买了冰箱,有一次李大爷问我父母能不能把他刚买的鱼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。我爸爸妈妈一口答应。鱼放在我们家好长时间也不见李大爷来取。有一天我大哥说,李大爷是不是忘了?我爸爸摇了摇头,说:“他不会忘的,他是舍不得吃。就放在这儿吧。”1980年代初我父亲搬出了这个大院,我也在自己的单位里分了房子。有一次我去看父亲,他告诉我:“你李大爷死了。”我听了很难过。




  你周围的都是“新华社小孩”,因为我们的大院在胡同里,我上的小学就在附近的另一个胡同,我也接触了很多住在胡同里的孩子。我每次去她们家,都挺惊讶的。她们家这样儿啊,这么小,一个四合院,曲里拐弯,这儿一间那儿一间,又挤又矮。她们的妈妈不工作,在家洗衣服做饭,她们也帮着做。夏天把炉子搬到院里做饭。院子里就一个水龙头,用水得轮流排队。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印象。 



16岁的马笑冬借来军装留下纪念



  我们常常在一起玩,玩的最多的是跳皮筋。大家分成两拨,第一拨人先跳,谁跳错了或者皮筋缠在脚上就算是“死”了,必须到一边站着去。皮筋的高度分大概七个等级,最高一级要把皮筋高举过头。如果还有一个人没“死”,她就必须在这最后的关头跳好,这样她的一拨人就都能被救“活”了。我个子高,腿长,不怕皮筋举得高,所以经常承担救大家的任务,等我顺利地跳完,我的伙伴们就高喊:“活了!活了!” 




  我还去过胡同里另一类同学家,不是大杂院,是独门独院。我们班有一个白白净净、性格温良的女孩子。有一次她请我到她家去玩,事先告诉我进了门不要大声说话。她们家是个宽敞的四合套院,屋里摆着红木家具和各式花瓶古董。我想她家以前一定是大户人家。在堂屋我看见一个正襟危坐的老太太,大概是我同学的奶奶。当时那种年龄的老太太穿得那么一丝不苟的很少见,看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地主婆,我当时就想起黄世仁的妈来。这个环境让我浑身不自在,也没有玩的兴趣了,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



  叶:你比我更熟悉胡同的生活。新华社附近也有一个胡同,叫“头发胡同”,顾名思义,又细又长,我不知走过多少遍,但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个院子。有时从外面窥视一下,能感到院里很拥挤,东西都堆在门洞里。



前几年我曾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,吃完晚饭常一个人在头发胡同散步。走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,耳朵里不时听到胡同两边房屋里传出来的各种声音,有人在听京戏,有人在训孩子,走着听着,我心里感到一种温暖和踏实。
在新华社的院子里我没有这种感觉,大部分人都住在1980年代以来建的高层楼房里,门窗一关,很封闭。“筒子楼”式的鸡犬相闻、声气相通的生活形态早已不复存在。胡同现在也以每年上百条的速度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。不用多久,胡同和“大院”将共同成为历史。



坐轮椅者为马笑冬




分享到:

文章评论

全部评论 (0)

活动图片

more